农工党助我良医梦
来源：农工党北京市委会 时间：2014-06-27 00:00:00 编辑：陈静
人要有“真才实学”，“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理念、梦想，儿时就溶入了我的心窍。
1968年，我开始从事医学临床工作。时年六十多岁的老大夫徐太增见我对工作执着、热爱，送给我一本《中药研究文献摘要》。这本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巨著，收载着自1820年到1961年世界各国从药理、药化等方面研究中药成果之荟萃，对我临床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有着特别的指导意义，可获得更好的疗效。故对该书主编刘寿山先生的崇敬之意油然而生。1974年，终于在城南一破旧出租房内，寻觅到久仰的刘寿山先生并相识。刘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医毕业的老学长，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渭南卫生学校，因续编《中药研究文献摘要》来京。在日后密切的学习交往中，知悉刘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工党党员。后经过刘老介绍，陆续结识了张申府、叶橘泉、谢海洲、刘绍光等老一代农工党人。他们身体力行的民主、法治、自由、民主、富强、文明、公正、平等、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观，深深地打动着、影响着我。直到1984年，《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续编到第四本，我也被聘为编委。英国著名科学家、英中友协李约瑟会长为此书作序，称赞该书为“当代本草纲目”。
1981年2月17日，经刘寿山、谢海洲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当时北京市成员仅有400多人，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党员很少。全市党员经常在一起学习、交流，让我朗读文件，气氛非常融洽。与会的李健生、闪克、王竹琴、陈长松、严晓蒸等老领导，让我体会到什么叫高风亮节。当年的老同志如今很多已经作古，非常怀念他们。如今，我亦渐近古稀，渗透着农工党心血培养的结晶。我曾被选为农工党北京市六大代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东城区一大代表、东三支部副主任等，得到了很多荣誉与肯定。
1974年，刘寿山老师让我代看望租住在张申府家院内的刘绍光先生。刘绍光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又为首届协和医学院两名毕业生之一，最终获得德国物理、医学双博士。他在物理学创立的一元论，在医学、文学等方面的造诣极深。一来二去的拜访，我又结识了共产党、农工党、民盟创始人张申府。文革后，我曾在报刊发表《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一文，后被多家报刊、书籍转载或收录。张申府和李大钊两个人最早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张申府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北京第三人。李大钊每年暑假回唐山乐亭老家度假时，就由张申府代理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当年毛泽东经杨开慧的父亲介绍，在图书馆做图书登录员，并为李大钊、张申府办公室整理内务，打工时每月收入八圆大洋。毛泽东曾说：“张申府是我的顶头上司。”1920年11月，张申府去巴黎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在法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张申府和原夫人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尔后又陆续介绍朱德、李富春等老一代革命家加入共产党。因在巴黎，接到通知却没能赶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1924年2月，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到广州成为蒋介石翻译，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后被孙中山任命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黄埔军校第一人。他特别推荐并特别申请差旅费请周恩来从欧洲来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非常重情义，解放后张申府的住房、工作是在周恩来特别过问下给予的。即便是在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派秘书赵炜给张申府送时鲜荔枝，我也是看到的。张申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建立全国政权功不可没。农工党人与中国梦紧相连。
加入农工党后，发现我单位有位叫许宝艾的孤老太太是农工党成员，就义务承担照顾她晚年生活，直到她去世。许宝艾的老伴叫刘鹤群，是清代乾隆皇帝的重臣刘墉之后，许宝艾是当时的礼部尚书之后。1958年，他们将家中全部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自家却一贫如洗。两伉俪自抗战时期就与李健生一家关系颇深。
李健生是我党创始人章伯钧之夫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农工党北京市委领导。因此，许宝艾经常带我去李健生家做客。李老言传身教，非常关心我这青年一代，每次到家，特别热情，必有茶点相待，经常写信给我予以鼓励，还曾介绍我到医学杂志社工作。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老年客人，原来，他们都是老农工党人。农工党也曾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等首长把所管辖的多个军建制的武装力量，通过周恩来交由共产党统一指挥领导。但解放后，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流放到东北改造。文革平反后，请李老给出证明。我目睹了李老等农工党人公正、刚直不阿的精神风貌。
1983年，刘寿山、谢海洲、叶橘泉等教授和北京市第六制药厂在西城区长椿街筹备中国北方第一家药膳餐厅，派我与国宴大师杨志智合作，具体研究药膳菜谱。1984年，由叶橘泉题写匾额的“龙华药膳”正式开业，享有当时北京著名三膳之一的殊荣。叶剑英、邓颖超、于若木等领导人及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等国际友人常光顾于此。尤其是海部俊树，即使已卸任日本首相，但来北京前也会提前预订品尝。我专门编写了药膳菜谱手册，拓展了药食同源的科研成果。2008年，由我起名，又创立了华承隆养生食坊。
1987年，我去南京叶橘泉寓所拜访。文革中，叶老家被抄得精光，仅存一张1寸黑白照片，还是亲戚家留下的。回北京后，我予以翻拍放大。不成想，1989年叶老病逝，竟作为追悼会上用的遗照。江苏省治丧委员会来函特邀我参加，因故没能成行。但半年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祭悼文纪念。叶橘泉是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南京药学院院长，一代名医，曾为我编著出版发行的医著《温病学纲要》题写了书名，谢海洲教授为书作序。
1985年春节过后，农工北京市委派我带队去内蒙古巴盟，对当地酿造、纺织、文化等方面进行智力支边，特别是对河套白酒的苦涩异味调研，并最终解决问题。如今，河套酒业集团成为内蒙古利税大户。农工市委出面组织专家，对我的几项科研成果专门进行鉴定指导。我曾调任到农工市委咨询处做秘书工作，在闪克副主委的直接培养下，综合业务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特别是老一代农工党人优秀的核心价值观深深地影响、教育着我。此后，我有幸向我国现代名医任应秋、祝谌予、赵紹琴、董德懋、刘渡舟、李介鸣、李鸿祥、谢海洲、张炳鑫、方和谦、屠金城等专家教授当面请教，终生受益。1996年，我参与创建了北京西城民政中医门诊部，与农工市委合作，邀请了赵紹琴、李德衔、梁贻俊、李祖谟、胡海牙、赵永昌、屠金城等二十多位著名专家临诊，至今口碑甚好。
1992年，我随老部长阎明复到新疆出席一个大会，时任农工市委秘书长的严晓蒸托我带信给他的清华大学同寝同学张福森，其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张福森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当时，谈及严晓蒸，赞不绝口。严晓蒸是我党中央副主席严信民的儿子，严老曾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解放前夕，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来北京当政时，周恩来总理抱过严晓蒸。阎明复来新疆前，咽喉有恙说不出话来，在京请名医王绵芝看过。到新疆后，说话发音仍困难，为次日将在新疆大会堂发言犯了愁，就让我给开了副中药，仅服一剂，嗓音恢复，在大会堂响亮精彩的发言博得了台下几千听众的热烈掌声。会后，阎部长带我到农工党新疆主委家做客，对我说：“当年上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时，走访民主党派中央，第一家去的就是农工党中央。”阎部长有急事回京，让我代表他出席自治区领导的晚宴。我送给阎部长一本我主编的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200多万字的工具书《中国县市概览》。阎部长翻到介绍他家乡辽宁省海城市的部分，看到介绍他的父亲阎宝航。我写的是：1968年阎宝航在北京逝世。阎部长明确指出：“应改为迫害致死”。这本工具书请我党中央时任主席的卢家锡题写书名，老将军杨成武题词：“了解祖国 爱我中华”。
当年共事的领导张德江现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当选时我拟写信祝贺，并且希望在任期间，对国内国外各个领域事务加紧调研，全面立法，禁止以言代法，减少规定规章行事。真正做到行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立国。为中国梦及中华昌盛复兴、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法律保证。
由于我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药食同源、治未病的实践与探讨，从未间断。退休了，有时应邀在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一些医学科普节目。每周出几个专家门诊或力所能及做义诊和慈善活动。日前，东城区委组织到陕西丹凤义诊，活动很有意义大有收获。70年前，邻居郑爷爷是百岁老人，抱过我、牵过我的手。他是甲午战争，那段屈辱的历史背景下出生的一代，我的手仍旧留着他的余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的国家已经初步强大，如今，我牵着我五岁孙子的手，曾经屈辱的余温已不再，希望到他百岁时，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像拥有核爆炸力量一样的强盛。(沈家祥)
1968年，我开始从事医学临床工作。时年六十多岁的老大夫徐太增见我对工作执着、热爱，送给我一本《中药研究文献摘要》。这本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巨著，收载着自1820年到1961年世界各国从药理、药化等方面研究中药成果之荟萃，对我临床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有着特别的指导意义，可获得更好的疗效。故对该书主编刘寿山先生的崇敬之意油然而生。1974年，终于在城南一破旧出租房内，寻觅到久仰的刘寿山先生并相识。刘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医毕业的老学长，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渭南卫生学校，因续编《中药研究文献摘要》来京。在日后密切的学习交往中，知悉刘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工党党员。后经过刘老介绍，陆续结识了张申府、叶橘泉、谢海洲、刘绍光等老一代农工党人。他们身体力行的民主、法治、自由、民主、富强、文明、公正、平等、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观，深深地打动着、影响着我。直到1984年，《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续编到第四本，我也被聘为编委。英国著名科学家、英中友协李约瑟会长为此书作序，称赞该书为“当代本草纲目”。
1981年2月17日，经刘寿山、谢海洲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当时北京市成员仅有400多人，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党员很少。全市党员经常在一起学习、交流，让我朗读文件，气氛非常融洽。与会的李健生、闪克、王竹琴、陈长松、严晓蒸等老领导，让我体会到什么叫高风亮节。当年的老同志如今很多已经作古，非常怀念他们。如今，我亦渐近古稀，渗透着农工党心血培养的结晶。我曾被选为农工党北京市六大代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东城区一大代表、东三支部副主任等，得到了很多荣誉与肯定。
1974年，刘寿山老师让我代看望租住在张申府家院内的刘绍光先生。刘绍光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又为首届协和医学院两名毕业生之一，最终获得德国物理、医学双博士。他在物理学创立的一元论，在医学、文学等方面的造诣极深。一来二去的拜访，我又结识了共产党、农工党、民盟创始人张申府。文革后，我曾在报刊发表《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一文，后被多家报刊、书籍转载或收录。张申府和李大钊两个人最早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张申府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北京第三人。李大钊每年暑假回唐山乐亭老家度假时，就由张申府代理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当年毛泽东经杨开慧的父亲介绍，在图书馆做图书登录员，并为李大钊、张申府办公室整理内务，打工时每月收入八圆大洋。毛泽东曾说：“张申府是我的顶头上司。”1920年11月，张申府去巴黎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在法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张申府和原夫人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尔后又陆续介绍朱德、李富春等老一代革命家加入共产党。因在巴黎，接到通知却没能赶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1924年2月，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到广州成为蒋介石翻译，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后被孙中山任命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黄埔军校第一人。他特别推荐并特别申请差旅费请周恩来从欧洲来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非常重情义，解放后张申府的住房、工作是在周恩来特别过问下给予的。即便是在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派秘书赵炜给张申府送时鲜荔枝，我也是看到的。张申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建立全国政权功不可没。农工党人与中国梦紧相连。
加入农工党后，发现我单位有位叫许宝艾的孤老太太是农工党成员，就义务承担照顾她晚年生活，直到她去世。许宝艾的老伴叫刘鹤群，是清代乾隆皇帝的重臣刘墉之后，许宝艾是当时的礼部尚书之后。1958年，他们将家中全部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自家却一贫如洗。两伉俪自抗战时期就与李健生一家关系颇深。
李健生是我党创始人章伯钧之夫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农工党北京市委领导。因此，许宝艾经常带我去李健生家做客。李老言传身教，非常关心我这青年一代，每次到家，特别热情，必有茶点相待，经常写信给我予以鼓励，还曾介绍我到医学杂志社工作。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老年客人，原来，他们都是老农工党人。农工党也曾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等首长把所管辖的多个军建制的武装力量，通过周恩来交由共产党统一指挥领导。但解放后，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流放到东北改造。文革平反后，请李老给出证明。我目睹了李老等农工党人公正、刚直不阿的精神风貌。
1983年，刘寿山、谢海洲、叶橘泉等教授和北京市第六制药厂在西城区长椿街筹备中国北方第一家药膳餐厅，派我与国宴大师杨志智合作，具体研究药膳菜谱。1984年，由叶橘泉题写匾额的“龙华药膳”正式开业，享有当时北京著名三膳之一的殊荣。叶剑英、邓颖超、于若木等领导人及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等国际友人常光顾于此。尤其是海部俊树，即使已卸任日本首相，但来北京前也会提前预订品尝。我专门编写了药膳菜谱手册，拓展了药食同源的科研成果。2008年，由我起名，又创立了华承隆养生食坊。
1987年，我去南京叶橘泉寓所拜访。文革中，叶老家被抄得精光，仅存一张1寸黑白照片，还是亲戚家留下的。回北京后，我予以翻拍放大。不成想，1989年叶老病逝，竟作为追悼会上用的遗照。江苏省治丧委员会来函特邀我参加，因故没能成行。但半年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祭悼文纪念。叶橘泉是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南京药学院院长，一代名医，曾为我编著出版发行的医著《温病学纲要》题写了书名，谢海洲教授为书作序。
1985年春节过后，农工北京市委派我带队去内蒙古巴盟，对当地酿造、纺织、文化等方面进行智力支边，特别是对河套白酒的苦涩异味调研，并最终解决问题。如今，河套酒业集团成为内蒙古利税大户。农工市委出面组织专家，对我的几项科研成果专门进行鉴定指导。我曾调任到农工市委咨询处做秘书工作，在闪克副主委的直接培养下，综合业务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特别是老一代农工党人优秀的核心价值观深深地影响、教育着我。此后，我有幸向我国现代名医任应秋、祝谌予、赵紹琴、董德懋、刘渡舟、李介鸣、李鸿祥、谢海洲、张炳鑫、方和谦、屠金城等专家教授当面请教，终生受益。1996年，我参与创建了北京西城民政中医门诊部，与农工市委合作，邀请了赵紹琴、李德衔、梁贻俊、李祖谟、胡海牙、赵永昌、屠金城等二十多位著名专家临诊，至今口碑甚好。
1992年，我随老部长阎明复到新疆出席一个大会，时任农工市委秘书长的严晓蒸托我带信给他的清华大学同寝同学张福森，其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张福森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当时，谈及严晓蒸，赞不绝口。严晓蒸是我党中央副主席严信民的儿子，严老曾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解放前夕，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来北京当政时，周恩来总理抱过严晓蒸。阎明复来新疆前，咽喉有恙说不出话来，在京请名医王绵芝看过。到新疆后，说话发音仍困难，为次日将在新疆大会堂发言犯了愁，就让我给开了副中药，仅服一剂，嗓音恢复，在大会堂响亮精彩的发言博得了台下几千听众的热烈掌声。会后，阎部长带我到农工党新疆主委家做客，对我说：“当年上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时，走访民主党派中央，第一家去的就是农工党中央。”阎部长有急事回京，让我代表他出席自治区领导的晚宴。我送给阎部长一本我主编的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200多万字的工具书《中国县市概览》。阎部长翻到介绍他家乡辽宁省海城市的部分，看到介绍他的父亲阎宝航。我写的是：1968年阎宝航在北京逝世。阎部长明确指出：“应改为迫害致死”。这本工具书请我党中央时任主席的卢家锡题写书名，老将军杨成武题词：“了解祖国 爱我中华”。
当年共事的领导张德江现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当选时我拟写信祝贺，并且希望在任期间，对国内国外各个领域事务加紧调研，全面立法，禁止以言代法，减少规定规章行事。真正做到行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立国。为中国梦及中华昌盛复兴、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法律保证。
由于我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药食同源、治未病的实践与探讨，从未间断。退休了，有时应邀在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一些医学科普节目。每周出几个专家门诊或力所能及做义诊和慈善活动。日前，东城区委组织到陕西丹凤义诊，活动很有意义大有收获。70年前，邻居郑爷爷是百岁老人，抱过我、牵过我的手。他是甲午战争，那段屈辱的历史背景下出生的一代，我的手仍旧留着他的余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的国家已经初步强大，如今，我牵着我五岁孙子的手，曾经屈辱的余温已不再，希望到他百岁时，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像拥有核爆炸力量一样的强盛。(沈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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