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山区生态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汪纪戎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临安与大家一起就山区生态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十七大空前重视解决中国紧迫的环境资源与发展问题，明确提出我们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的前三个问题为：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在中国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的今天尤为重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中共十七大做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这是对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如何运用好山区的资源环境优势，发展山区生态经济，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

　　一、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纵观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以采猎为主的原始文明，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以工业化、城市化、环境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正在向以知识化、全球化、生态现代化为特征的生态文明过渡。

　　(一)原始绿色文明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只是生态链中的一个节，过着狩猎、采集野果的群居生活，对自然的干预、破坏能力微乎其微，受自然的支配，人的生存能力很弱，是一种被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农业文明阶段。随着人类的进步，农具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以农耕为主时代，主导技术是农业技术，包括灌溉农业、水利技术手工业及采矿技术等。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当时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土壤和森林退化。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远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失去了对生命的支撑能力。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它们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发展文明的同时，肆意践踏和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中国古代文明所以能够延续，则恰恰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期，人口、土地、经济技术水平之间关系比较协调。古代长城除了御敌外，实际上还起到了农牧分界线的作用，客观上既保护了农耕生态、也保护了草原生态。而农耕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结合既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又保护了土地资源,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工业文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机械化、电气化的出现推动了工业化大生产，对大自然存着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放肆、傲慢的态度。为了发展，无视自然规律，按照自己的意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视自己为自然的主人。甚而谓之“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但当人们的行为违背了自然规律，耗费的资源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环境容量，对环境的影响扩大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失衡而不和谐时，人们不愿看到但又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就摆到人们面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在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和死亡的事件。上个世纪在很多人从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类主宰的生态系统以及从生物多样性的开发中获益的同时，取得这些收益的代价却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在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和死亡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四日事件(哮喘病)、米糠油事件、水俣事件(甲基汞中毒)、富山事件(痛痛病)，即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是工业发展造成对人类重大破坏的典型案例。

　　(四) 生态文明阶段。当人类开始直面因自己不尊重自然造成的严重后果，当环境危及人类生存安全时，人类逐渐认识到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人类逐渐清醒，开始重新审视自然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逐步进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协调发展阶段。

　　人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根据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分析了杀虫剂等危险化学品对人和环境的影响。此书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两派观点对立。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进行调查并最后决定禁用DDT等剧毒农药，并成立了美国环保局。这本书也成为环境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十年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美国的《只有一个地球》，都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深切关注。也就是在同一年--1972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面对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之后国际社会的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从此，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生态现代化等理论体系不断出现并逐渐完善，生态运动拉开序幕，生态文明的理论雏形开始显现。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造成生态危机从而危及人类生存的深刻反思的结果。它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强调的是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生态文明下的经济活动是以知识化为基础，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生物技术等得到迅猛发展，人类经济活动开始超越国界，对环境的影响扩展到对全球的影响，反思在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日益积累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都是长期以来被人类作为征服对象的大自然在向人类报复。

　　二、农村的生态环境与健康

　　(一)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

　　一是人口多而人均资源不多。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以世界9%的土地、8%的淡水资源养育21%的世界人口，这几数字本身就凸显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人均占有淡水、耕地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和1/3，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55%、42%、18%和7%。人口、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又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

　　二是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中国国土环境的先天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如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又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90%的人口生活在黑龙江漠河到广西这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人口线”以东;西高东低的阶地难以充分利用降水资源，还往往诱发自然灾害。

　　三是随着发展速度加快已经过快地利用了资源，并破坏了许多生态环境。中国的资源拥有量和环境容量原本是可以支撑较大的经济总量的，但用13亿人口一平均，中国的资源拥有量和环境容量就成了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东西。

　　生态安全其实是一种生存安全。生存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受到影响的就不是某个局部或某个社会阶层，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被破坏的大自然会报复人类，往往还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重新选择”的余地。即使能够弥补的，也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二)农村的环境与健康状况

　　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及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疾病谱已经转变为老传染病、新发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意外伤害、环境与职业危害等并存的疾病模式，严重威胁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着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发挥得不好、也非常不够。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大部分供给都由农民自筹解决，造成城乡公共品供给水平差异巨大。目前占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20%的医疗资源，农村千人拥有病床不足城市的1/3。而对于公共财政支持了的一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民又往往缺少实质性参与，缺乏对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大多由各级政府按主观意愿来提供，往往导致需求与供给脱节。

　　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导致有限农业资源的浪费严重，而且使本来日趋恶化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的威胁日趋严重。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灌溉农区亩均在水、肥、药上的投入占农业性投入的70%以上。而通常肥料利用率又只有30%左右，农药利用率20-30%，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平均每公顷施肥量由50年代的4公斤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公斤，一些地方甚至超过600公斤，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平均每公顷施用农药10公斤，比发达国家高两倍。

　　目前中国使用的农药中70%是杀虫剂，杀虫剂中70%是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高残留品种。这样的农药结构，在有效灭虫的同时也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留在土壤和水里，通过食物链危害人和动物的生存繁衍及生命安全。其中难降解有毒有害化学品对环境安全的威胁就更加隐蔽也更长期。我国禁用“六六六”已20年，但目前一些地区的土壤中最高残留仍大于1mg/kg。过量施用氮肥、长期用污水灌溉还导致供应大城市的蔬菜中NO3-N含量超标普遍，土壤和农产品中重金属含量屡有检出。

　　安全饮用水问题在农村和城市也表现出较大差异。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饮用高氟水的6300多万人中有现症病人近3000万，因饮用高砷水致地方性砷中毒病区人口200多万，有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100多万人饮用水受到血吸虫病威胁。在北方农区的一些民用水井中，杀虫剂含量高达0.786μg/L，超过欧共体农药允许浓度(0.5μg/L)，部分地区饮用水源中NO3-N量高达16.8mg/L，超过WHO最高允许浓度值(10mg/L)，近20年来我国地下水NO3-N正以每年1-3mg/L的速度递增，有的地区已超标5-10倍，基本不能饮用。国内媒体屡屡报道某地出现“癌症村”的情况，除传统环境健康问题外，也与当地水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有关统计表明，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已从1988年的万分之0.95上升到2000年的万分之1.126。

　　农业部2007年就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在25个省(区、市)进行过问卷调查，在基本生活类的7项中，关注度排前两位的是看病就医和人畜清洁饮水。在2007年进行的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对环卫公共服务的调查中垃圾处理仍为农村环卫体系的薄弱环节。说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保障健康，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

　　环境危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明显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呈现增长的趋势，环境健康问题已经给我们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卫生部的官员说：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占GDP的10.3%，增长速度已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由于贫困和快速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以及因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而付出的代价将持续增大，贫困人口则往往因为“付费的意愿”相对较低而被动地承担更多的代价和风险。没有良好环境作保障，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目标都将是空洞而无意义的。而投资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保障健康则是效益最高的发展举措。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倾国力、聚民力下决心全力实施的重要任务。

　　(三)从生态现代化角度看中国

　　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追求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生态现代化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其本质是：高效低耗、无毒无害、脱钩双赢、互利共生。包括生态响应(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绿色服务、绿色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城市、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交通、绿色社会、生态安全)三个领域的100个变量。2004年在108个国家世界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居84位。

　　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21世纪前50年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绝对脱钩，生态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40名;21世纪后50年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互利耦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全面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水平世界前20名。中国要实现生态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脚步，就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综合现代化运河路径是中国的最好选择。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随着地球人口密度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人类对物资需求增加和废物的排放，人类文明的发展需求将逐步逼近自然环境的承载极限。如何维持人类文明和自然环境协同进化，客观上要求人类生活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转型，以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达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探索生态农业的新路子。我认为山区经济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力促经济生态转型、生产和生活模式的生态转型，用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政策倡导健康文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努力营造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良好氛围。鼓励在一定区域内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资源。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使生产者因承担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环境责任而最大限度地优化产品设计，采用高效低耗、无毒无害、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脱钩双赢、互利共生。

　　(二)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划定不同的生态功能区，尽快确定不同的生态功能定位，把经济活动控制在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承载力之内，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进程，使生态处于良性循环中，提高山区的生态质量。

　　(三)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既是能耗物耗增加的过程，也是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没有扣除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的经济总量或经济总收益是不能真实衡量经济发展成果和进步的。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体系，才能促进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

　　(四)组织农村居民在实施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计划(2006-2010年)确定的主要指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10%，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5%，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35%，农村户用沼气普及率16%)中献策出力。启动乡村清洁工程，变三废(人畜粪便、秸杆、生活垃圾)为三料(肥料、燃料、饲料)，实现三效益(经济、生态、社会)。通过三节(节水、节肥、节能)技术推广运用，达到三净(净化水源、净化田园、净化家院)实现三生(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目标，建设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改对健康影响水平的补救性干预为预防性干预。将主要针对疾病治疗的关注转移到更为广泛的致病的环境因素等方面问题上，从传统意义上的“末端治理”转向关系环境健康的全过程。开展重要环境污染物人群背景值调查，建立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识别和评价标准。建立环境健康基础数据库，提出阻断和降低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的技术途径和控制政策。

　　(六)开展生态安全的警示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生态安全意识。让广大人民了解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和短期行为的弊端和危害，了解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努力认识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要像和朋友和谐一样，你不能一边紧握他的右手，一边砍断他的左手。通过宣传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倡导生态道德，让越来越多的人承担起人类保护生态的责任。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山区生态经济和新农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