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着以气候变化、经济振荡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恶化；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 退化；以贫穷落后、过度消费和复合污染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胁迫三大生态风险。工业文明是城市经济繁荣、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引擎，也是全球环境变化和城市生态恶化的根源。城市，以其为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正处于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

生态文明是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知识经济和生态技术为标志，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为主要内容，集工业文明的竞生、社会主义的共生、农业文明的再生和原始文明的自生于一体的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致力于消除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协调平衡各种社会关系，实行避免生态破坏的制度安排；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精神文明，提倡尊重自然规律，抑制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建立促进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

二、生态城市及其文明演化进程

生态城市建设是人们对按生态学规律（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类生态）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文明、健康过程的简称，旨在通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调谐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之间各类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生态关系，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文化和精神生活及生态和环境意识（王如松， 徐洪喜2005）。 

生态文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灵魂。生态城市的文明演化过程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城市循环再生功能渐进完善及自然生态和社区人文生态服务功能的渐进熟化过程，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理环境的正向演化，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功能性转型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的文明进化。

生态城市的环境演化：从以化石能源、化工产品、地表硬化、水体绿化、空气酸化、生物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景观向以净化、绿化，活化及美化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景观演化。变死水为活水，霾天为青天、硬化地表为活性地表、灰色景观为绿色景观，促进城市建设从满足市民的居住空间需求到生活质量需求、污染治理需求到生态健康需求、景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需求转型。

生态城市的产业转型：在传承传统农业文明的再生和自生机制、工业文明的竞生机制以及社会主义的共生机制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方向演化，促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链式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减员增效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生态城市的社会进化：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走向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以及内涵与外延统筹方向演化；基础设施、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从单功能向各类服务功能完善的成熟社区演化；生活方式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以数量多多为目标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目标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由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从以利己为中心的物理型关爱到以爱它为中心的生态型关爱演化。

三、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

为了便于对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进行定量描述，需要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对生态文明城市战略目标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适宜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建设抓手和实施手段。定量方法必须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特别是在评价标准的确定上，只有依据定性分析才有可能正确把握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度”，才能对生态文明城市战略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把握。近年来我们与承德、淮北、杭州等市政府及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规划方法研究，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分为生态基础设施（文明支撑体系）、生态人居环境（文明彰显体系）、生态代谢网络（文明运作体系）和生态能力建设（文明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建设并结合国内外城市生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提出如下测度指标与建设标准的建议： 

3.1 生态文明支撑体系：包括城市的肺（绿地）、肾（湿地）、皮（地表及立体表面）、口（主要排污口）和脉（山形水系、交通主动脉等）。可以选择以下指标对其进行测度:

（1）生态用水占用率：指城市生产、生活活动用水量与维持本土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功能所需要的常年平均水资源量的比例，一般应低于35%； 

（2）生态服务用地率：指建成区内城市农业、林业、绿地、湿地及自然保护地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比.生态服务用地面积一般应不低于建设用地的两倍；

（3）生态能源利用率：地热、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一般不低于10%，强热岛效应地区（温差超过2°）面积率,一般不超过10%； 

（4）生态安全保障率:本地物种比例一般不低于65%、景观多样性逐年上升、灾害发生频率逐年下降。

3.2 生态文明彰显体系：包括城市物态文明与心态文明的彰显，主要表现为宜居的人居环境的建设。城市人居和产业环境的适宜性取决于支撑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好性。可以采用以下指标来进行评价：

（1）紧凑的空间格局：从平面建设向空中和地下空间发展，注重街道及地下空间的立体开发，倡导6-10层互动型居住小区，层数过低土地利用不经济，过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不好，社区人口密度不低于1万人/km2；

（2）凸显城市主动脉：新城和产业园沿轻轨和大容量快速公交主动脉呈糖葫芦串型布局与主城区相连，各组团间由绿地、湿地、城市农田、城市林地等生态服务用地隔开。生态交通网络覆盖人口超过城市人口的80%，从主动脉上任何一站乘快速直达公交到城市中心不超过半小时；

（3）宽松的红绿边缘：破解摊大饼的城市格局，每个居住小区的绿缘要尽可能长，居民步行到最近的大片绿地时间不超过10分钟；

（4）健全的肾肺生态：城市开旷地表100%可渗水透绿，屋顶和立面绿化、下沉式绿地兼湿地功能，湿地兼生态给排水功能；城区人均生态服务用地面积不低于30m2，其中人均湿地面积不小于3m2；

（5）混合功能就近上班：居住、工商、行政和生态服务功能混合，1/3以上职工能就近上班，从居住点到工作地点乘公交车正常情况下不超过30分钟； 

（6）便民生态公交：居民高峰期出行80% 以上是公交、轻轨或自行车，城市任何一点步行到最近公交站点不超过10分钟；

（7）生态建筑比例：新建社区生态建筑占70%，与传统建筑相比生态建筑节能60%，碳减排50%， 化石能源消耗减少15%-30%；

（8）彰显生态标识：通过标志性建筑、雕塑、生物和文化景观凸显当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特征、文脉和肌理，生态标识满意度高于80%；

（9）生态游憩廊道：在汽车和轻轨交通网络外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无断点出行、游览观光及生态服务的游憩绿道，包括自行车+步道网络，修闲驿站及人文服务设施、生物绿篱及缓冲廊道。人均生态游憩廊道面积应不低于5m2，生态游憩绿道能覆盖和连接市域内每一个社区、乡村和景点； 

（10）民风淳朴邻里交融：社区和睦、治安良好、积极参与、文体设施与场所健全，2/3 以上居民能天天见面、周周交流。

3.3 生态文明运作体系：城市生态代谢网络是一类以高强度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为特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具备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多功能，经历着孕育、发展、繁荣、熟化、衰落、复兴等演化历程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系统。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其生态经济效率和环境影响：

（1）城市生态足迹：指维持城市基本的消费水平并能消解其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的总量。通过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的产量，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及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可以减小城市的生态足迹；

（2）城市生态服务：指生态系统为维持城市社会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活动而提供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产品、环境资源和生态公益的能力。其核算框架包括空间测度、时间测度、当量测度、格局测度和序理测度；

（3）产业生态效率：指产业系统生态资源满足城市需要的效率，是产品和服务的产出与资源和环境的投入的比值。评价时从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出发，分析从自然资源开采、材料加工、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及循环再生的所有环节，以寻求合适的经济方法或者政策手段来提高产业系统的生态效率； 

（4）生态物流循环：本地食品生产和消费占城市总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百分比不低于50%，高效率的污水处理和节水及中水设施，人均生活用水低于100升/日，普及城乡生态卫生工程，户均1m2的社区堆肥池，70%的生活垃圾在社区内就地减量化和资源化。 

3.4 生态文明保障体系：保障体系建设强调城市生态的人文过程，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调节和能力建设带动整个城市形态的彰显和神态的升华，促进物态谐和、业态祥和、心态平和与世态亲和的城市文明发展。可以选择以下指标来度量：

（1）生态认知指数：包括决策者、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普通民众的生态知识、生态意识和生态境界。

（2）生态统筹能力：指城市各级管理部门对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及内涵与外延统筹的一种协调与管理水平及竞生、共生、再生、自生能力。

（3）经济发展活力：腹地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和潜力，生态系统的承载和涵养能力，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孵化和培育能力，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生态合理性，研究与开发、服务与培训人员的比例，经济发展的力度、速度、多样性和稳定性。

（4）社会参与能力：指城市为公众参与所提供的机制、体制和平台的完善程度，公众关心和参与重大决策的意愿、知识与技能, 社会自下而上监督渠道和自愿者的参与力度。

四、生态文明的管理方法

城市管理的“生态”内涵有三层：一是作为管理工具的生态学理念、方法和技术，包括生态动力学、生态控制论和生态系统学；二是作为管理主体的人与环境（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社会、文化）间的共轭生态关系（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三是作为管理客体的各类生态因子（水、土、气、生、矿）和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农田、海洋）的功能状态。生态管理不同于传统环境管理，它不是着眼于单个环境因子和环境问题的管理，而是更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和自组织性的协调（Grumbine,1994；Underwood, 1998）。

生态城市管理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结合与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包括政府主导、科技催化、企业兴办、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生态教育是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要从观念更新认识到位、体制革新合纵联横、技术创新催化孵化、管理维新动态监控等多方面全面提高决策管理人员、生产经营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城乡居民的生态意识和知识水平，启迪全市官、产、研、民运用科学发展观去认识、简化、调控和欣赏复杂性，运用生态工程手段去规划、建设、管理和宣传可持续性。具体的行动路线包括制定生态城市发展纲要、强化生态城市体制建设、实施生态城市工程建设、加强生态城市宣教系统，推广生态城市文明地图、组建生态城市自愿军团等。

生态城市不同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竞生、共生、再生、自生机制的生态耦合，在于其从链到网、从物到人、从优到适、从量到序的生态管理方法的转型。生态城市建设需要通过生态规划、生态工程、生态管理、生态教育和生态监督的科学手段系统推进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意识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底蕴和重要的智力支持。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忧患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道德与法律意识，使善待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道德自觉。

培育生态文明行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过程。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指导自身的行为，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矛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行。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在制度层面需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要求，发展中始终贯彻“生态优先”的原则，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规范人类的社会活动，实现传统市场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其核心是通过强化生态文化教育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和建立生态经济激励制度等途径，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节能减排制度、政绩考核制度和一票否决制度，以制度规范行为，引导发展。

孵化生态文明产业：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一切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以循环经济理念改造和发展工业，鼓励发展绿色农业和现代旅游业，以园区的形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绿色环保，实现经济优质高效。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滚动发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