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人口发展事关国计民生。面对人口变化的新形势，近年来我国逐步优化生育政策、强化服务支持，2024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达到了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在连续7年下降后迎来了首次反弹，政策激励作用初步显现。但总体看，人口出生率仍在低位徘徊，育龄人群婚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出生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生育支持政策效能有待进一步增强释放。

（一）生育文化乏力，“不想生”弥漫传导。低生育率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现象，生育文化观念是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深层原因。一方面，全球化带来多元文化交融，叠加长时间低生育的社会历程，使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受到挑战，更多人接受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生。另一方面，网络时代，源于对经济就业领域的内卷焦虑，向教育养育领域弥漫式传导，“恐婚”“恐育”等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形成“剧场”效应，进一步影响了未婚未育群体的生育意愿与信心。

（二）生育负担较重，“不敢生”问题突出。数据显示，我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89个，但实际生育子女数仅为1.19个，育龄人群仍有后顾之忧。一是生育成本压力仍然较大，例如山东育龄女性平均预期育儿成本高达48.7万元。目前全国虽有多地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但覆盖范围有待拓展，标准还需统一。二是“幼有优育”仍需推进，特别是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保障方面仍需加力。三是生育服务仍有短板，部分地区新生儿落地参保服务便利性有待提升，经办流程还需精简。

（三）生育困难增多，“不能生”群体较大。2023年我国不孕不育率约为18.2%，不孕不育患者超过5000万，想生不能生成为生育率走低的影响因素之一。当前，生育力评估工作开展不足，服务流程标准和配套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流产呈现出数量大、年纪轻、重复率高的特点，继发性不孕风险显著增加；男性生育力呈下降趋势，男童肥胖导致的生殖系统疾病易被忽视。

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提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能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筑牢生育友好型社会根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议：

（一）回归文化原点，让育龄人群“想生”。一是重塑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根脉，改进或重新设计与家庭家族相关的传统文化礼仪实践，大力传播弘扬以儒家思想“生生”之道和生育担当理念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家庭观、生育观、幼教观。二是强化多媒体矩阵文化引导，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和宣传引导，减少焦虑渲染、传播积极影响。三是构建生育友好文化氛围，推动将生育友好文化纳入生育政策所有相关配套政策，如增加公共区域儿童服务资源、推广弹性上下班等，激发青年人群对生育养育过程情感陪伴的正向体验。

（二）破解生育难点，让育龄人群“敢生”。一是加大政策“力度”，减轻养育成本压力。进一步扩大育儿补贴发放范围，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标准，按照每孩每月300元的额度向所有0-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二是拓展政策“广度”，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继续加大托育服务供给，鼓励有条件有需求的幼儿园增开2-3岁托班，进一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将幼儿园三年教育期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三是增强政策“温度”，增加养育服务便利。建议借鉴山东做法，优化新生儿落地参保政策，广泛推行线上出生证+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登记+预防接种证集成联办。

（三）打通孕育堵点，让育龄人群“能生”。一是完善育龄女性生育力科学评估框架，优化评估指标及服务标准，推动生育力基础指标纳入常规体检项目。二是强化人工流产综合干预，加强并发症认知及生育力保护的宣教，推行人工流产术前72小时冷静期制度，严格规范非医学需要的妊娠终止操作。三是完善男性生殖健康保障，提升社会对男性生殖健康问题的科学认知水平，强化儿童生殖健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