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呼吸科主任
孙铁英
2009年3月3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诸多方面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说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有三件大事不能不提到：一是加入世贸组织，修改了相应的法律和有关规定，以兑现我们的承诺。二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既使外部的信息大量涌入，国人可以便捷地了解外部的情况；也使过去单纯作为媒体传播被动接受者的读者、听众、观众也成为传播者，对此有人形象地说，过去是媒体告诉大家，现在是大家告诉大家，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任何人都能发布消息、表达意见。信息已经由编辑部发布向由社会发布转变。三是举办北京奥运会，我们需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和国际惯例，其中包括有关新闻报道管理服务的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兴媒体不断出现、新闻报道手段方式巨大变化，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有人形象地说：“奥运会办得好不好，全凭记者的一张嘴。”媒体既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大方便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更加透明、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媒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何对待媒体，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新考验、新课题。
　　为了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和国际惯例，履行承诺，就北京奥运会的新闻管理服务，我们制定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涉港、澳、台等境外记者采访规定。这些规定实施以来的党的十七大、全国“两会”的新闻报道管理服务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北京奥组委实行了主席、部长接待媒体日，受到了记者的欢迎；特别是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抗震救灾过程中对中外媒体采取的新闻开放的作法，在海外“好评如潮”（在美华人语）。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被置于世界的舆论中心，特别是进入2008年，一些西方媒体将我国内和国际的许多事情都与奥运挂钩，作了一些负面的报道。
　　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发扬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宣传报道方面的宝贵经验，进一步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健全新闻报道机制，加大媒体服务力度。我们总结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我对新闻报道管理服务的经验和作法，我认为，各级机关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有认识媒体的新眼光，重视媒体的新意识，借助媒体的新思维，善待媒体的新态度；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服务上，要有新思路、新形式、新方式、新手段、新举措。
　　第一，要改进和完善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工作。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执政理念的获得广泛认同、新兴新型媒体的不断出现，我们在新闻管理上需要对以往的作法作相应的调整。应做到开放但不失控，管理但不管死，主动服务，更多地给予指导，不仅告诉媒体不能干什么，更要告诉媒体能干什么。
　　一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类党的机关报、国家的通讯社、国家的电视台作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布媒体，继续做好权威性发布，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应当加以改进的是，这些媒体的社论、评论要对文件进行深入的解读，将文件语言变成群众易懂、生动的大众语言。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存在着为了不出问题而对有些工作采取不报道或少报道的消极作法，甚至不允许中央媒体对当地的工作进行采访报道。这种作法应加以纠正。
　　二是对都市报、市场化运作媒体的管理要区别于党报、党刊。现在，由于媒体发达，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出现了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都市报、市场化运作媒体应主要根据自己媒体的对象关心的问题进行采访报道，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并可以就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探讨。
　　三是给媒体更多的自主权。有的时候，同一条新闻，我们的内地媒体不如香港媒体做得生动、好看。这不是因为内地媒体的记者水平不如香港媒体的记者，而是有的地方部门对媒体的束缚太多。就同一条新闻，应允许媒体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
　　四是对不同的敏感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在网络上出现不当观点时，可以请相关方面发布正面的观点，帮助人们澄清认识，消除负面影响，对有的根本站不住脚、进行自我炒作、目的在于提高自己名望的观点，可以采取不予理睬、使其自己慢慢淡化、自生自灭的作法。
　　第二，要积极回应媒体的采访要求，善于借助媒体传达官方的信息和观点。
　　现在，媒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媒体需要信息、需要新闻，他们都希望发独家、抢第一时间。中外媒体在从事中国的新闻采访报道中的抱怨是：向有些地方机关提出的采访申请要么拖拖拉拉回复很晚，新闻失去了时效性；要么就干脆置之不理，没有下文。这种作法，不适应信息时代对国家工作的要求，不符合政务公开的执政理念，是不自信的表现。媒体得不到来自官方的信息，就只好四处打探，或者采访不了解情况的学者，或者猜测，这容易使信息失真，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被动。
　　应该改变以往在有的地方盛行的“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所谓的“低调务实的工作作风”；要通过正确的用人导向，打消官员“不说不错，说了就可能错，错了就可能丢官”的顾虑；要扭转“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的“机关文化”，积极回应并满足媒体的采访要求。2008年北京奥组委对采访要求实行“零拒绝”政策，这是个巨大的进步，是我国新闻管理服务工作的重大突破。
　　新闻构成要素之一是要有真实的姓名，只有具名的消息才是可信的。现在有的机关的官方信息，往往以“负责人”的名义对外发布或接受专访。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有官员不愿“出头”的问题，更是官员不愿负责、不敢负责的表现。建议凡官方的正式消息都以机关相关负责人或发言人的真实姓名发布。
　　第三，对外报道要讲究效果。
　　在对外交往中，凡是照本宣科、背口径、讲原则话的一般效果都不好。多数外国人对我了解很少，比如，有的美国国会议员不知中国位于哪一洲，不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哪一年。再有，西方人不喜欢“宣传”一词，他们认为宣传就是欺骗，就是灌输，他只需要情况，不需要结论。以往的事实表明，在外事会谈、涉外演讲，新闻发布以及对外的新闻报道中，凡是生动形象、举例子、讲事实、讲故事、不加评论地介绍情况、能够把文件语文变成自己的语言、敢于直接回应外方的提问或质疑的就取得主动地位，效果就好，就受欢迎。不要对外国人讲只中国人能懂而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话。我们的对外报道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第四，区别应对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
　　外国媒体和记者对待中国的态度各种各样，特别是一些西方媒体本身对我们有偏见或敌意，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如何报道中国，但如何应对的主动权则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西方的新闻理论认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西方记者看来，他们的工作不是老去夸奖一个国家，而是去找它的不足。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外国记者为什么常常对我们大量的工作成绩视而不见，而对我们工作中一个小小的不足加以放大、大肆批评。在总体上，我们应当以大国的理性和气度，平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习惯在世界挑剔的目光下不断发展进步。具体而言，我们要区别对待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如果对我们的批评是客观的、善意的，那我们就认真改进自己的工作；如何报道是不客观的，但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能够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那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不予理睬；如果是假消息且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难以判断其真伪，就快速予以澄清；如果是蓄意挑衅、造谣、诋毁中国，就必须以事实予以及时有力的回击，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